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标志着我国迈入老龄社会，也标志着我国迈入长寿时代。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2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积极看待老龄社会 

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长期处于年轻社会，现在迈入更高阶段、更高层次的老龄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大多属于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过渡的转型性问题。 

迈入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强调，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老龄社会既面临系统性问题，也面临结构性问题

任何人类社会转型都是有阵痛的。告别年轻社会，迈入老龄社会的转型性问题是全球性的。我国的特殊性在于老龄社会超前于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需要科学应对。具体来说，老龄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医疗问题和养老问题，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也是结构性的问题。

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老龄社会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主要是：经济社会特别是医疗科技和医疗服务快速发展，以及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少子化和老龄人口增多相互作用，应对不当会造成人口年龄结构逼近过度老龄化的风险加大；庞大老年人口群体的经济供养和老龄化内生的对经济动力的削弱，应对不当会加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风险；少子化造成庞大老年人口群体的诸多问题从家庭外化为社会矛盾，应对不当不利于社会长期和谐和政治稳定；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造成供养老年人资源的不平衡，不利于区域间均衡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先行老龄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金融和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压力，也面临后发老龄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结构年轻和人力成本不高的竞争压力，应对不当不利于我国保持长期国际竞争优势。

首先，人口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我们需要冷静分析当前的人口形势。201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0岁～15岁少儿人口。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生育政策，确保生育率稳步回升，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

其次，老龄社会的经济问题需要高度关切。如何顺应老龄社会，需要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认真考量筹划。迄今为止，全球普遍认为，老龄社会的到来不利于经济发展。其实不然。老龄社会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组织方式。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着“50后”“60后”“70后”呼啸而来的人口红利，红利退去，我们应当建立适应未来长期处于老龄社会的新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

第三，老龄社会的民生问题需要长远考量。从年轻社会转向老龄社会，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的民生问题是系统性的，也是老龄社会带来诸多转型性问题最突出的领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加上老龄社会超前于现代化建设，伴随庞大老年人口涌现，导致相关民生问题十分突出。

第四，老龄社会的文化问题需要高度关注。我们现有的文化基本上是年轻社会的产物。但是，老龄社会带来的长远文化问题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难以应对的。

第五，老龄社会的国际战略问题需要前瞻准备。如何在未来全球深度迈进老龄社会甚至超老龄社会的背景下谋求发展、如何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需要从全局考量，作出前瞻性的国际战略准备。

顺应老龄社会： 加强顶层设计 动员全社会共同应对

顺应老龄社会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我国应对迈入老龄社会的转型性问题，关系重大，攸关国计民生、民族兴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人类的伟大进步事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动员全社会共同应对。

第一，树立积极的老龄社会观。要转变年轻社会的旧观念，树立老龄社会新思维，解决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防止以解决老年人问题代替解决老龄社会的其他重大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际战略问题。

要树立理想老龄社会的新理念。老龄社会是新的社会形态，不能简单用挑战机遇、积极消极二元思维来处理。首先必须要适应人类社会的这种新发展、新变动和新前景，在适应中找到不同于年轻社会的新的发展理想、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防止埋头解决问题，导致应对老龄社会失去发展方向。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老龄社会的启蒙教育，把应对老龄社会上升为基本国策，有效动员全社会共同应对。

第二，在人口发展战略上，要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加快制定实施人口发展中长期战略。把应对老龄社会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人口发展中长期战略，落实生育政策，防止21世纪下半叶人口过度老龄化。

第三，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把应对老龄社会作为重大经济问题纳入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保从根本上依靠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冲老龄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培育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老龄社会条件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公民老年期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形成老龄社会条件下稳固的经济驱动力。构建适应老龄要求的金融体系，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努力壮大包括老龄金融在内的资本经济。逐步调整财税结构，建立健全适应老龄社会的公共财政体系，研究老龄社会条件下的税收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加快推进老龄用品业、老龄服务业和老龄宜居产业发展。

第四，在社会治理战略上，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社会治理战略，完善动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协同机制，动员全体社会成员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逐步构建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法律体系，加快应对老龄社会重点领域的立法。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培育发展各类老年人社会组织，引导老年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在文化发展战略上，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文化发展战略，构建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新文化。老龄社会的文化问题不单单是建设老年文化的问题，而是需要全体国民从全生命周期都要认真思量的重大文化价值问题。如，孝道文化在老龄社会条件下的实现方式是什么？今后既然人类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甚至处于超老龄社会，那么，引领我们的生命文化应当是什么？老龄社会的新文化应当是什么？长寿时代的全生命文化应当如何构建？等等。

第六，在社会发展战略上，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社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阶段性变动，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体制机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构建全民终生健康体系，从源头上降低老龄社会带来的疾病、失能风险。实施藏富于民战略。协调处理好就业与养老的矛盾，健全完善退休制度，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逐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代际利益格局，确保少儿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社会财富、权利和机会分配上的公平公正。重视和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制定实施适合老龄社会要求的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保障发展战略，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体系。逐步调整公共服务结构，加快建立包括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等内容的老龄服务体系。

第七，在农村发展战略上，要把老龄社会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通过人口流动政策，调节城乡人口有序流动，防止农村人口过度老龄化。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充分向改革开放中期前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倾斜，重点解决“老人村”问题。

第八，在国际战略上，要把应对老龄社会纳入国际发展战略，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解决自身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充分考虑未来全球范围内应对老龄社会这一新的国际竞争主战场，提早谋划，制定审慎的国际战略，并把应对老龄社会作为国际合作和交流、建立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长期性重要议程。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坚决抵制“以邻为壑”，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不断探索应对老龄社会的模式和经验。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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