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推进的过程中，全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持续加深。但有些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大量外移导致国内蓝领工人失业问题突出，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工业化发展进程较慢而导致货物贸易缺乏竞争力，因而产生了通过贸易保护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就业和市场的需求。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贸易保护总是要付出高昂代价。近年来，随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和行动升级，不仅导致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国家自身付出昂贵成本，也对全球经济与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一、贸易保护主义及其主要弊端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论、政策和措施，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口，保护本国商品免受进口商品的竞争，并为本国商品和服务提供各类优惠补贴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主要包括两大类型，即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前者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来达到目的，而后者形式繁多，主要包括通关环节壁垒、进口税费、进口禁令、进口许可、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措施等。

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约束范围更加广泛，主要通过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保护本国产品。无论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到哪个阶段，其本质是不变的，即通过限制他国的商品和服务参与本国国内市场竞争，进而达到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根本目的。

对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贸易保护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某些发展阶段可短期保护民族工业、维持就业、控制贸易逆差，发展国民经济。但在全球化时代，长时间推动贸易保护既无益于实施保护措施的国家，也会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一，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了全球贸易发展，不利于国际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阻碍了商品和服务、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经济全球化浪潮逆向而行。第二，对实施国家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了进口商品价格，阻止高性价比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导致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信号失真，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第三，贸易保护主义为本国民族产业提供“保护伞”的同时，也会令其因缺乏市场竞争而引起国内创新动力不足，产品和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同样对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以美国为例，2009年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仅为美国国内带来近1200个相关工作岗位，但高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在轮胎生产上付出更多综合成本，仅2011年就多支出11亿美元。2019年6月，美国多家大型电脑生产企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价格上涨19%以上，且生产成本增加将挤占美国企业研发投入，最终不利于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在全球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大趋势前，贸易保护主义是饮鸩止渴，不是扭转贸易逆差、解决经贸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源于其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与重商主义，是美国政府为其经济问题寻求替罪羊的重要政策和战略手段。

自美国建国以来，其贸易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三个阶段中具有不同的体现方式。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出台多部关税法案，采取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尤其是处于发展初期的制造业。第二阶段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止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美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并构建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协定体系，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发展，顺利打开全球市场。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美国国内经济困难，受到日本产业冲击，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美国政府制定了1974年国内贸易法，以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威胁产业安全的名义打击日本，同时对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强调“公平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美国在此阶段还设置了各类非关税壁垒，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

目前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措施不仅仅针对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美国的传统贸易伙伴也受到切实影响，甚至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未能幸免。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本和欧盟积极寻求合作，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形成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分别立即或分阶段取消99%的关税，并于2019年2月1日正式实行该协定。2018年6月，美国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于是欧盟委员采取反制措施，对总额达28亿欧元的美国商品额外征收25%的关税。不仅是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俄罗斯等国也纷纷出台反制措施。

纵观历史，美国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都是在其国家战略和利益驱使下，无视其他国家发展需求，甚至不惜损害他国利益、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以其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时有发生，多次绕开WTO框架，用国内贸易法来处理国际争端，利用关税和多种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伙伴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干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种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美国优先”和“经济霸凌”的具体表现，其背景是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蓝领工人失业严重，国内经济矛盾重重，政客们通过外部霸凌寻求短期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三、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的立场与举措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把握住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了工业化的飞跃式发展，在生产制造领域逐渐缩短与美国的差距，甚至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从2000年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增加了6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从8.5%提高到了30.9%。而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则由2000年的28.5%下降到19.3%。在国际贸易领域，21世纪初，美国曾是全球170多个国家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而今天，中国成为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令美国倍感威胁，由此多次越过世贸组织体系，利用国内法对中国实施打压。

近一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产业领域和科技领域，其实质是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大国博弈的延伸与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过程中，美国将其国内债台高筑、制造业岗位流失归罪于中国。

中国始终以理性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美国采取的增收关税等行为，一方面对美方增收的关税给予必要的反制；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对话、协商与谈判，希望能与美国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2019年6月大阪G20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而且美国表示“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特朗普在会见后还称“美方将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公司出售产品”。

中美经贸关系在大阪G20峰会上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中国依然坚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立场，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坚定抗击“经济霸凌”，积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WTO的改革和世界贸易规则的完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变革，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为寻求解决经贸冲突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突破口，中国正在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一是对美方讲明事实和道理，告诉美方中国不是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美方不要幻想以打击日本的方式制服中国。二是中方态度明确，要求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磋商前提下谈判双边经贸协议，不能侵犯中国主权。三是针对未来可能的不同情形，做好各种应对预案。四是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拓展外贸新空间，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助推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五是变压力为动力，提升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六是团结世贸组织中的贸易伙伴和全球价值链伙伴，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增强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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