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靠手机、车票网上抢、看病云挂号……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不少便利，但同时也存在双刃剑效应。当互联网在深度介入社会公共服务的时候，也挖开新的技术鸿沟。一些不会用手机打车、不懂网上抢票、不会云挂号看病的人，就被迫站在网络技术鸿沟的另一边。

这样的公共服务，不利于保障社会民众的公平权。譬如，网约车平台“横空出世”之时，被视作破解公共服务痛点的利器，但时至今日，一部分人却面临更加突出的“打车难”。一定程度上，看似加速公共服务便利性的网络，转身也能筑起一面不公平的“墙”。

提供便利，也在剥夺权利

深夜11点多的上海陆家嘴，能否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成为晚归者最为焦虑的事情。

“这个时间赶上地铁才能松口气。若是错过，疲惫一天下来，还要面临一轮‘打车大战’。”在陆家嘴地区工作的上海白领小郭抱怨道。

半月谈记者来到上海陆家嘴、静安寺、北京三里屯等商圈实地采访发现，这些地区打车难现象十分普遍。出租车扬招不停、网约车动辄排队几十上百人已成为常态。

线上耗时间，线下拼金钱。记者深夜在上海新天地商圈附近，遇到4辆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尽管是空车，但司机表示，要坐就是一口价、不打表。平时20元左右的车程，现在需80元才能走。

小郭表示，他深切感受到叫不到车回家的痛。

互联网在创造公共服务便利性的同时，也能轻易剥夺公民的权利。

上海市民何女士介绍，她母亲既不会在网上买票，也不会用手机打车，靠自己几乎出不了远门。父亲好不容易学会了用滴滴打车，一次从老家来上海，打开高德地图打算查查周边的交通，无意间在地图平台上打了车，直到司机给他打电话才发现，取消订单后还赔付了5元。“互联网瞬息万变，对于父母来说，真是有点难。”

互联网公共服务有几多不公平

当前，不仅仅是打车难，从火车站前的熬夜买票到电脑前的蹲点抢票，从凌晨排队拿号的专家门诊到微信平台上转瞬即逝的挂号名额，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的网络“票贩子”“号贩子”……互联网公共服务公平权如何保障，令人深思。

——失去排队权利的老人。互联网让公共服务变得更广泛，还是更狭隘?

“我妈腿脚不好，她住浦西我住浦东，她要是想过来看看，我是绝对不可能让她自己打车的。现在不懂互联网的老年人，出门哪里打得到车呢?”上海市民罗先生说，“你看咱们现在买火车票要靠手机抢，看场演出的好位置也得网上先选，甚至去吃家热门餐厅还没出门就得先在线排队。从某种意义上说，父母辈所代表的不懂互联网、不懂智能应用的这个群体，已经失去了参与排队的权利。”

——永远被“秒杀”的专家号。互联网让公共服务变得更从容，还是更焦虑?

在北京某医院的挂号处记者看到，现场排队等候的仍有不少人，一部分人知道可以线上预约但自己弄不来，只好现场排长队挂号;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能提前预约。

一位带家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看病的汪女士说：“在老家就在线上预约这边的专家号，但只要预约释出，名额几乎是秒没，这病也等不了，就直接到北京来了。这不今天线下的号也挂不上，真愁人。”

——不够格的前网约车司机。失去的公平就业机会原罪在个人，还是互联网?

对于网约车市场不断趋严的监管，一方面公众出行的安全性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不少城市对于车辆和司机运营资格的限制，也出现了从业人员减少的问题。一些在新经济发展中找到就业岗位的人，却又在行业转向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参与公共服务的机会。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说：“毕竟以犯罪为目的的司机是极少数的。安全性提升，并不等于要减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就业机会。”

新业态不能用老办法，量身定制求解公平权

互联网在让现实世界变得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一批“互联网新弱势群体”，看似加速公共服务便利性的网络，转身也能筑起一面不公平的“墙”。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法;分领域制定监管规则和标准，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积极推进“互联网+监管”。

以网约车为例，意见明确指导督促有关地方评估网约车等领域的政策落实情况，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加快平台经济参与者合规化进程。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蔡团结表示，新业态需要量身定制监管办法，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管理。

其实，互联网在公共服务中的公平权问题，监管部门也一直在跟进解决。此前非现金支付的广泛应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但也出现了“拒收现金”的情况，这给不使用线上支付方式的人群带来诸多困扰。此后，央行便发布公告强调，除了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情形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

针对一些社会矛盾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表示，一方面有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治理水平的考验。新的业态需要多方合作、联合治理，政府部门、企业、用户、服务提供者，要一起参与进来，实现信息的公开共享、行动的规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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