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中央政策的人或许会注意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一个熟悉又新鲜的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反复出现，有何深意?“新型举国体制”是昔日举国体制的简单复制吗?它到底“新”在哪里?

为何重提举国体制?

回顾历史可以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科技发展主要采取以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与新中国建设初期资源匮乏、基础薄弱、人才短缺的初始条件相适应，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取得的“两弹一星”等重大成就令世人瞩目。但这种体制过于依赖政府的动员调度能力，也没有把市场因素纳入决策视野，易导致创新模式的僵化，科技与经济的脱节。故而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举国体制”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移则世易，世易则备变。最近数年，从科学家、企业家到普通群众，都明显感受到我国科技创新大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我国战略科技攻关进入深水区，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寻常理解的国际科技分工合作已难于为我所用，我国科技安全乃至发展安全面临重大风险，亟须防范化解。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重提建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就是要探索新时代适合我国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探寻适合我国新阶段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寻求破解我国科技发展难题的路径。

新举国体制三大要点

与传统举国体制以政府计划手段为主不同，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

新型举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但是单纯以政府或市场为主导都有其局限性。新型举国体制不是重走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强力主导、忽视市场作用”老路，也不是效仿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完全依赖市场、不要政府介入”。在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既要贯彻国家意志，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要维护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其次，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有一定条件，并非在所有科技领域都要举全国之力。在适宜分散式资源配置的科技创新项目中，如果个体能发挥作用，应充分激发个体的活力和自主性;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则是事关整个国家公共利益、国际地位乃至战略安全，需要大规模协作的敏感关键领域。在这样的领域，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必须起主导作用，也只有国家之手才能理顺此类复杂深刻问题的解决机制。

再次，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需要构建合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具体说来，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国立科研机构改革，令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学科门类齐全、领域交叉融合等综合集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有效激励机制稳定支持一批肩负国家使命的科研团队;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高效运行，更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统筹机制;在项目攻关中探索高效研发组织机制、完善责任机制，建立合理绩效评价机制。

探索已经起步，创新愈加紧迫

近年来，我国已通过设立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对新型举国体制做出了有益探索。这些专项借力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力求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贡献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为实现重大专项的产业化目标，专项在组织结构、沟通方式、竞争机制、激励方式等方面多有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所指出的，“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特色的生动概括。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日益严峻，“补短板”“强弱项”迫在眉睫。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新型举国体制用武之时。重启集中力量精诚合作的制度推进器，注入与时俱进的创新催化剂，新型举国体制将可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强大动力。(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政策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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