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中国以农村改革为起点书写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40多年后，中国再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站上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舞台。 

2020年以来，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大量政策、举措层出不穷。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产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地方政府如何科学设立规划？既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其间关系又该如何平衡？

5月8日，在“2021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乡村振兴与农业品牌建设论坛”上，半月谈杂志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孙爱东，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雷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侠，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锦华，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监测评价部部长章慧齐聚一堂，从“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振兴”谈起，共探乡村发展的可行路径。

地方政府如何科学设立规划？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要和整体的发展战略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雷明指出，从整体战略目标看，2020年国内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需围绕短期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好绿色乡村振兴工作；围绕中期2035年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做好农业的现代化工作；围绕长期2050年全面建成乡村振兴的目标，做好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工作。

张锦华同样表示，乡村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有的地方来说，重点是巩固扶贫成果；而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关键则是要做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地方首先要注意从自身情况出发，不超越自己的发展阶段；其次则是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从各地乡村振兴面临的短板和约束出发，制订出具体的目标、路线图、时间表，以保证行稳致远。

张莉侠坦言，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共同富裕、农民富裕，地方政府从政策制定到项目执行，要从下而上地进行科学考核，多从农民角度反馈产业发展信息，看是否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实惠，让他们产生获得感至关重要。

章慧条分缕析地指出，在目标设定上，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分层分类；在具体规划上，要考虑全面，回归关注农业本身的发展问题，着力提高其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最终考核上，不唯结果导向，而是对乡村振兴全过程的推进情况进行动态的跟踪检测。

“只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农民的自身需求，定下的目标才是符合实际的。”章慧强调，在目标设立过程中，尤其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切忌盲目摊大求全，要设定可考量的具体目标。

如何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雷明认为，产业振兴过程中，在发挥出政府的引领作用的同时，调动好农民的积极性，关键要“用好三只手”——一是政府的手，二是市场的手，三是自我发展的手。

“现在要实现乡村振兴，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还有有责任、有知有质的主体对象，三者都非常重要。”雷明表示，在县域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极大，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话题，不能就乡村振兴谈乡村振兴，必须融入到县域综合的顶层设计中。

此外，雷明指出，发挥好市场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带动贫困主体，把农户有机嵌入到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中，充分享受市场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不断通过宣传、动员以及相关培训，对贫困主体进行赋能，建立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使农村贫困主体从自然的小农人顺利转变为市场人，再变成社会人，也蔚为关键。

在张锦华看来，把农民融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工程中，核心就是融入到产业链、价值链里面，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农民为何不能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农业，特别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下，农业的生产端和消费端也产生蝶变，因此使得一些农民掉队了。”

张锦华建议，主动把农民吸引到价值链和产业链里，可以借鉴荷兰经验。“荷兰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但是它的面积只有我们四川这么大，这个国家很重要的经验是农工商综合体的模式，把很多公司与农户工商资本和小农户结合。”

张莉侠表示，提升农民的参与度，一是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在物质上产生利益连接，在精神上产生获得感；二是通过政策引导，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吸引部分青年人回流乡村创业，使乡村变得更有活力，更具影响力，从而共同打造乡村振兴。

章慧总结，在当前的乡村振兴进程中，“政府在干，农民在看”的现象仍较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四个带动”入手：一是从产业带动，让农民增收；二是从生态带动，让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长效管理；三是从治理带动，以积分换物的制度吸引农民投身建设；四是从文化带动，用更多方式解决好农民的养老问题，让其无后顾之忧。（文/衣韵潼）

来源：中国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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