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主动适应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变化，以宽广视野、深刻洞察和战略远见，系统回答了事关城市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成都主动担当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历史使命，把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跃升的着力点，加快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夯实超大城市发展治理底部支撑。 

一、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基本考量

成都拥有4500多年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建城史，是国家中心城市、四川省省会、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全市面积1.46万平方公里，辖22个区（市）县、375个街道（乡镇）、4351个城乡社区，常住人口1633万，居全国城市第4位，实际管理人口达2128万。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都和其他超大城市共同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大城市病显现，成都近十年常住人口年均净增50万，公共服务、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养老难、托幼难、就医难、停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市民利益诉求差异明显服务供需错位，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不断增长，更加关注生活质量、个人权益和人居环境，高品质服务产品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层次不高与供给低效的问题同时存在；基层“九龙治水、各自为政”治理效能不高，机构改革前成都市级层面基层治理职能主要分散在28个部门，政出多门、相互之间推诿扯皮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基层疲于应付、无所适从，没有形成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弱化引领力下降，对新兴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覆盖不足，对群众的政治引领、宣传凝聚等功能发挥不充分，不能很好地承担战斗堡垒的使命。这对加强和创新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成都主动顺应超大城市治理规律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把社区作为最适宜空间尺度和最佳平台载体，作出了全面推进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重大战略抉择，以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为目标，努力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径。

（一）面对城市转型的时代之问，在贯彻新理念中彰显国家中心城市之位，实现发展论和治理论的有机统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转型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城市规划的价值选择、城市建设的人文尺度、城市治理的方式方法、城市营造的具体指向。成都市以新发展理念统揽城市工作全局，将城市宏观发展战略落实到微观社区，推动城市发展由速度规模导向转向质量效益导向、由低成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生态驱动、由生产保障优先转向生活品质优先、由维稳型经验治理转向开放式人本治理，厚植面向未来的城市战略竞争优势。

（二）面对群众需求的民生之问，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践行服务为民之本，实现价值论和境界论的有机统一。不管城市发展演进到什么阶段，“人”都是城市发展的最高价值，对成都这座实际管理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而言，不应以发展速度和宏大叙事论英雄，而要以宜居性和人文尺度论成败。成都市坚持把生活城市作为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体现，全面提高城市的宜居度和市民的认可度，让市民感到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努力让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城市的价值表达高度契合。

（三）面对治理困局的变革之问，在创新治理体系中求解科学治理之策，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是关系城市发展的大问题。当前，成都已发展为经济总量比肩全球经济体前50强的超大城市，正处于由区域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跃升，进一步积蓄冲刺世界城市能量的关键节点，理应深刻理解国家治理蕴含的城市表达，加快城市治理方式变革创新，努力为全国超大城市治理贡献成都方案。

（四）面对长期执政的责任之问，在强基固本中履行为党担当之责，实现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有机统一。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把党的领导根植于基层、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成都市把党建工作贯穿于社区发展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实现党领导基层治理、依靠群众加强基层治理，以此不断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

二、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探索

2017年9月，成都召开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直接覆盖到社区党组织一级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并先后召开两次市委全会安排部署，通过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努力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在市县两级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体制创新推动工作统筹。针对“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权责失衡、资源分散”的体制弊端，市委着眼转变超大城市治理方式，从体制破题入手，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创新领导体制。在市县两级党委单独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担负党委领导城市工作的责任，具体履行社区发展治理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合资源、重点突破、督导落实职能。厘清职责边界。社治委牵头负责制定社区发展治理中长期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制定社区发展治理政策体系、推进多元治理体系建设等10项职责。在不突破部门法定职责的前提下，清晰界定职责界限，明确了社治委与组织、宣传、政法、发改、民政等部门工作重叠领域的责任划分。完善推进机制。在市县两级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街道社区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搭建协调联动平台，着力解决一个部门抓不了、多个部门抓不好的问题。社治委牵头研究制定年度社区发展治理总体思路、工作要点和重点任务，分类分项制定任务清单，分层分级落实到市级部门和区（市）县，建立月调度、季督导工作推进机制，确保工作落地见实。

（二）创新规划与政策体系，建立适应全面统筹的配套制度。针对社区层面微观规划缺失、政策供给零散等短板，市委着力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设计，提升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生态。构建多层支撑的规划引领体系。编制市县两级社区发展治理规划，明确社区发展目标、分类治理路径和理想社区“七大场景”；突出分类治理，探索制定新型产业社区、国际化社区等8个分项规划；创新设立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基本标准等实操规范，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选聘社区规划师325名，确保自上而下规划有引领、操作有遵循、落实不走样。完善精准供给的政策支撑体系。市委层面出台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三十条”纲领文件，明确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抓手；配套6个支撑文件，系统解决机制架构、职能转变、人员管理等保障问题；形成实施“五大行动”、构建“五大体系”等30余个操作文件，构建起“1+6+N”政策体系。同时强化法制保障，制定《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

（三）将发展与治理紧密结合，在造福群众中实现良序善治。针对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矛盾越滋生的悖论，市委坚持把发展和治理并行摆位、一体推进，把分类治理、创新治理、精细治理贯穿社区形态、业态、生态、文态、心态同步提升，推动科学发展与有效治理同频共振。以发展推动治理“以事聚人”。按照“先自治后整治”原则收集群众意见、组织群众参与，深入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创建、社区服务提升、平安社区创建“五大行动”，截至今年9月，累计完成老旧城区改造项目697个、“两拆一增”项目2687个，整治背街小巷1979条，建成小游园•微绿地237个，打造特色精品街区121个；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及动态调整机制，今年新开工902个基本民生项目，让市民从身边的点滴变化中阅读到城市转型发展的时代变迁，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增强了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荣誉感、归属感。以治理保障发展“聚人成事”。构建党组织领导、群众主体、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机制，发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居民议事会协商功能，在社区推行党员线、自治线、社团线、志愿线、服务线“五线工作法”，在居民小区推行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五步工作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全市1.3万家社会组织、65家社会企业在社区提供专业服务，3.2万个群众性自组织在社区开展各种活动，220万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有效激发了基层治理活力。

（四）聚焦社区这个基本单元，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针对社区自身资源不足、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坚持将社区打造成服务群众的枢纽，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做实社区人才资金保障，建立社区保障激励专项资金，每年平均为每个社区拨付35万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组（筹）建社区基金会15家，总筹资规模超过1.2亿元，建立社区公益微基金487支，让社区“有钱办事”；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培养、成长、激励、管理、约束机制，新培育中级以上职称专业社工2800人，让社区“有人干事”。推动服务载体梯次配置，构建“天府之家”社区综合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商务楼宇）党群服务站三级社区服务载体；活化利用社区公共空间，发展体验服务、共享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有机植入新经济应用场景，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上线“天府市民云”APP，集成各类服务187项，注册用户数突破300万，累计服务超过8000万人次。以产城融合构建新型社区，遵循“一个产业类别就是一个主题城市社区”原则，科学布局66个产业功能区和17个产业生态圈，建设集研发、生产、居住、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社区，推进社区与产业在时序上同步演进、空间上融合布局、功能上产城一体。

（五）坚持战略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针对社区发展治理中涉及的动体制、动权力、动利益等难题，市委紧紧抓住改革创新这个动力源泉，在主动求变中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推进街道职能转变。加快改革步伐、拓展试点成果、全面整体推进，厘清街道和部门职能职责，推动街道内设机构优化调整，剥离招商引资职能和相应考核指标，由产业功能区专业化承接；推动执法、审批、政务服务力量下沉街道，赋予街道对派出机构的日常管理权，区域内规划参与权、综合管理权等5项权利，让街道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主责主业。推进社区减负提能增效。开展社区减负清牌行动，社区证明事项从313项缩减到15项；制定完善“社区减负十条”，从制度层面对社区事项准入、参会迎检、台账报表、信息终端、标识标牌等进行规范，鼓励社区通过智慧化手段、社会化方式开展工作；探索建立跟踪监测和督导落实机制，推动社区减负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推进基层工作力量有效协同。探索建立综合治理、社区发展治理、城市管理力量统筹、信息互通、工作协同长效机制，以街道为实施主体，以网格为基本单元，推动形成“一支队伍统管、一张网格统揽、一个平台统调、一套机制统筹”的工作格局。推进平安社区上下呼应机制建设。建立“社区发现、街镇呼叫、分级响应、协同整治”工作机制，在今年启动的“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中，仅3个多月排查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19.47万件、解决19.23万件，解决率98.78%，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基层的积极响应和市民的广泛点赞。

通过两年的探索实践，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初步实现了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荣获全国“2018年民生示范工程”第一名，入选全国城市基层党建优秀案例。第三方万人问卷调查显示，95.8%的受访群众认可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建设，96.6%的受访群众表示社区环境面貌发生可喜变化。

三、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思考认识

社区治理是老课题，社区发展治理是新探索。在实践中，成都进一步加深了对超大城市治理的规律性认识。

（一）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应实现理念变革。必须把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到城市发展治理中，把握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主要矛盾，推动发展取向由以GDP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推动城市综合实力争先进位与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相得益彰，让人民共享城市发展红利。

（二）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应实施体制变革。必须切实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创新党领导城市工作体制，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党委序列设置专门部门专司城市治理，把分散在党政部门、社会各界的资源力量统筹整合起来，通过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组织动员，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

（三）新时代超大城市应治理重视方式变革。必须主动适应城市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深刻变化，把握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的辩证关系，注重发展与治理一体推动同向发力，以城市转型发展为城市有效治理提供物质基础和动力支撑，以城市有效治理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机制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良性互动。

（四）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应研究机制变革。必须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贯穿基层治理的红线，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根本、德治为支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强化制度统筹、资源统筹、机制统筹，推进跨部门社会治理事务统筹协调、联动解决，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五）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应关注体系变革。必须坚持战略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建立社情民意收集研判、矛盾纠纷协调化解、基层力量整合协同、服务供给保障提升、市民诉求响应处置五大体系，及时感知和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办民生实事，积尺寸之功，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回应市民关切中“以事聚人”、在破解治理难题中“聚人成事”。

（六）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应考虑路径变革。必须切实把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重新认识社区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定位和作用：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石、市民生活的家园、城市文化的窗口、党建引领的阵地、共建共享的平台，要把更多的资源、管理、服务下沉到社区，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小切口做好超大城市治理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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